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典范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历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就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新增为“三个务必”的重要内容，并将“坚持发扬斗争精神”作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重大原则之一进行部署，强调“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最好的老师。在全民族抗战取得最终胜利与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过渡阶段”，毛泽东亲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就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辉典范。深刻剖析重庆谈判这一历史事件的内在机理，对于我们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斗争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进行伟大斗争的意志和本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
——在“谈不谈”的问题上，作出“去。这样，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的科学抉择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就“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发表讲演。这是继4个月前党的七大提出全党“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另一方面必须对于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反革命计划有充分的准备，采取正确的方针”的革命策略后，针对“日寇迅速投降，改变了整个形势”的实际，提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提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管情形是“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还是“现在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可能把内战暂时限制在局部范围，内战可能暂时是若干地方性的战争”，“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正是基于“国共两党一定谈判不好，一定要打仗，一定要破裂”的忧患意识，才始终坚守“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的战略定力，进而针对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封电报公开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这个看似棘手的难题时，采取“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的斗争策略。
从1945年8月16日、22日、24日，毛泽东三次回复蒋介石的电报分析，谈判前夕的决策经历了“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三个阶段。而在此之前的8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在8月2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重点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十三个方面的新形势、八个方面的新任务，提出“我是否去重庆？今天的会议决定还是去，而不是不去。但是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8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同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再次研究是否去重庆的问题，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决定“去。这样，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同日，毛泽东复电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8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主席决定赴重庆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的消息。 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和平建国大计。正如毛泽东所言，“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毛泽东用实际行动粉碎了蒋介石妄借舆论与民心之力，贬损共产党之实的阴谋。
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
——在“如何谈”的问题上，讲究“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的斗争策略
在重庆谈判前后，毛泽东既准确作出战略判断，“目前的谈判，彼方全为缓兵之计，并无诚意解决问题，彼方一切布置均为消灭我党”，提出“我们的方针，既要确定同蒋介石谈判，同时准备蒋一定要打。蒋采取两面策略，我们就学他，也实行两手”。同时，在战术决断上就解放军如何收复日占区、如何派出工作队尽快进入东北地区、如何对付国民党顽固派可能挑起的局部战争、如何正确处理延安与重庆关系等方面的工作，毛泽东均进行了全面安排。特别是在个人安危的判断上，毛泽东充分体现了其“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的崇高风范。1945年8月23日，毛泽东作出“我去重庆，决定由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职务，书记处另推陈云、彭真同志为候补书记，以便我与恩来出去后，书记处还有五个人可以开会”；8月26日，作出“去重庆，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订之手在我”，“如果这些条件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
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以后，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更是充分体现了其战略判断与战术决断的高超艺术。首先，关于蒋介石推动重庆谈判的真实意图，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很多困难”，并从“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人民的反对内战和国际形势”三个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局势还会是动荡不定的”判断。其次，关于斗争策略，毛泽东一方面强调“‘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另一方面，针对有同志提出“为什么要让出八个解放区”的疑问，毛泽东强调“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以回击国民党“共产党就是要地盘，不肯让步”的谣言。然后，关于我们的任务，毛泽东强调“就是坚持这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针对“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的事实，毛泽东明确“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强调“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最后，关于协议是否能兑现，毛泽东提出“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

　　——在“谈得如何”的问题上，保持“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的历史自信
重庆谈判的斗争过程，既直接体现于签订“双十协定”，公布会谈纪要，张治中、周恩来等国共两党代表层面直接会谈，又体现于1946年1月10日的停战令和1月31日的政治协商会议五项决议公布之后，而且还体现于国民党悍然撕毁协议，“不但两次谈判的结果都破坏了，而且内战和法西斯化却反而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之际。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与蒋介石11次“面对面”、8次直接交锋，国共两党代表一波三折的12次直接谈判，展现了毛泽东“弥天大勇诚能格”的斗争风范。会谈纪要的正式签订，取得了“三个承认”的收获，“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国民党从来不肯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现在也只好承认了”。《新华日报》与《中央日报》之间看不见的舆论战，展现了共产党人对“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的熟练运用。毛泽东“三顾特园”与民主党派人士结下深情厚谊，“拜客，什么人我都要见”的雄阔胸襟，展现了共产党人积极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势力，熟练运用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的高度自信。大气磅礴、旷达豪迈的《沁园春·雪》，让炎热的重庆上空卷起“文化雪”，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前方重庆与后方延安紧密联动，取得上党战役等彻底胜利，更是为重庆谈判提供了坚强的保障和重要的支撑，展现了共产党人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的斗争智慧。
重庆谈判是斗争过程与斗争结果有效统一的典范。“事实说明，没有这个协定，国共两党的公开斗争就不能暂告一段落；没有这个协定，以后的停战协定就不能产生；没有这个协定，也不能为解放战争积聚足够的力量以至于统一全国，这个协定是具有转折性、历史性的伟大意义的文件，问题在于蒋介石缺乏诚意，再好的协定也终必成为一纸空文而已”，“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重庆谈判，不仅让共产党撑了腰，以平等主体身份与国民党谈判，而且让国民党输了理，放弃和平统一主张、出尔反尔的国民党必然灭亡；关键还让中间势力明了道，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更为国统区的民主运动点了火，成为配合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重要力量。
“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有力应对了重庆谈判等一系列重大挑战，展现出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昭示了我们党绝不畏惧、绝不退缩，不怕牺牲、百折不挠，依靠斗争赢得历史、依靠斗争赢得未来的历史经验。在新的赶考之路上，要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唯有做到“三个务必”，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方能行稳致远、劈波斩浪，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船胜利到达彼岸。
（作者系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机关党委书记，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