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这一重要论断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战略方向。扩大内需，需要采取更有力和更具针对性的措施，“三箭齐发”稳消费：以稳就业为前提，以提高收入为核心，以财政手段为政策首选。
今年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都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中国经济一季度出现了罕见的-6.8%的增速，二季度快速回升至3.2%，上半年GDP增速仅微降1.6%，在主要经济体中一枝独秀。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亦有隐忧：消费的复苏弱于投资、需求的恢复弱于生产，均显著低于疫情前的水平，表明当前和中长期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还是有效需求不足。
从全球来看，疫情对上半年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比预期的更为严重，主要经济体都深陷衰退泥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6月最新出版的题为《前所未有的危机，不确定的复苏》报告中指出：2020年全球增长率预计为-4.9%，比2020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低1.9个百分点。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外部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十分有限，中国经济将主要依赖内部市场和国内需求。4月中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形势的判断是：“做好较长时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会议还特别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这一重要论断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战略方向。
扩大内需，需要采取更有力和更具针对性的措施，“三箭齐发”稳消费：以稳就业为前提，以提高收入为核心，以财政手段为政策首选。
稳就业是稳消费的前提。疫情给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首当其冲的是中小微企业和出口企业，部分零售、餐饮、酒店、旅游、交通等吸纳就业较多的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未来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中低端产业从业者、大学毕业生、出口企业员工、农民工等为代表的结构性失业将成为突出矛盾。稳就业首先要保住市场主体这一就业的青山，企业不倒，就业和民生才能稳。为此，要更加重视对众多受疫情影响较大、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的中小微企业给予直接财政救助，下决心拿出真金白银，发挥好抗疫特别国债的积极作用，从直接补贴、政府采购、免除税费房租、降低融资成本、增加金融支持、发放专项消费券等多方面加大力度，把救助企业的好事做实做细做到位，着力帮扶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提高其生存和发展能力，让其不仅要“活下来”，还要“活得好”“活得久”。
提高收入是稳消费的核心与根本。收入是消费的前提，消费是增长的支撑。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更没有增长。后疫情时代需要以内需为经济发展根本动力，而扩大内需依赖于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没有收入的持续增长，就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在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时期，非常有必要制定“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将之列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规划，这是从根本上激活消费、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具体来看，“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每阶段十五年，每十五年实现一倍增：第一阶段从2021年到2035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20年翻一番;第二阶段从2036年到2050年，继续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35年翻一番。这一战略目标如果能够如期实现，则基本意味着中国将迈入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
财政手段是稳消费的政策首选。经典理论早就告诉我们：在经济下行期和巨大的外部冲击下，只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才可以起到较为直接的政策效果。未来对市场主体的纾困，主要还是靠财政发力。对于企业，除落实好前期一系列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福利政策，如减免税费、贴息贷款、缓交或者少交五险一金等，还应着重以直接补贴或无息贷款等方式，把钱从政府部门向企业转移。对于居民，可考虑以消费券和现金补贴共同发力，有效发挥其在关键时期经济停摆的重启键和保障社会公平的稳定器的双重作用，纾困疫情受损民众和低收入群体。
扩大内需还离不开“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强调：“要着眼长远，积极扩大有效投资，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当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后期，与之相适应的资本积累尚未完成，要求经济发展保持较高的投资率。特别是为应对疫情冲击下的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一定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和重大工程建设仍然非常有必要。同时，扩大有效投资不仅能带动技术创新，加快技术进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生产率提升，还可为消费的长期持续增长夯实基础，从而有利于保持经济稳定运行。
下半年随着“六稳”“六保”政策及稳健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和就业优先政策的加快落地，整体经济活动会进一步回暖，固定资产投资将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复苏的最大驱动力。当然，扩大有效投资的主要着力点应当是那些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意义，有利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强薄弱环节建设、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有效投资，如以“云大物移智”、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等重大项目。
建设重大工程需要精准发力、提升投资的有效性，激发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对于像交通、水利这样投资期长、回报率低同时又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重大投资项目，应以政府投资特别是中央政府投资为主。如果是具有明显的商业化价值和稳定现金流的项目，则应该采取“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原则，给予各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的机会，更多地调动社会资本的投资积极性，鼓励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进行投资，最大化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则主要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产业规划布局等，推进市场有序运行。(王军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本文刊登于《中国纪检监察报》2020年8月6日理论周刊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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