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为什么能够成为党的诞生地？多年来，不少学者特别是上海学者围绕这个课题展开了深入探讨，提出过许多真知灼见。上海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主要具有两大客观条件和六大基本要素：
在客观条件上，一是上世纪初期，以十月革命为先导，整个世界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二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革命实现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折。基于这一时代背景，上海独具的六大基本要素，彰显了诞生地之必然的时空条件与历史逻辑，最终使上海走到了“中国革命舞台的中心”。
要素之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上海处于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点，周围有着密如蛛网的海陆交通运输线，能够较为便捷地同中国近一半的人口取得联系。同时，可以和辽阔的北地如天津、大连等沟通，又可以和南方如珠三角沿海地区进行海上贸易，还可以经由太平洋与世界上许多国家进行直接往来。
上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同时拥有辽阔的内陆流域腹地和漫长海岸线中心点的城市。因此，近代以来始终是中国的交通枢纽。很长一段时间里，其他省市的人要去国外，都必须经过襟江带海的上海。上海航运系统在19世纪后期基本形成，包括内河、长江、沿海和外洋四大系统，出入上海的轮船和吨位占全国总数的1/5以上。
1919年，中国掀起“勤于作工，俭于求学”的赴法勤工俭学热潮。至1920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超过20批满怀救国理想的有志青年从上海横渡重洋，追求新知。今天虹口区的汇山码头、杨浦区的黄浦码头、宝山区的吴淞口都曾是赴法学生的出发地。毛泽东曾多次来到上海，先后四次在黄浦江畔送别新民学会的赴法学子。
1920年2月，为了避免北洋政府的迫害，在李大钊的掩护下，陈独秀准备在天津乘船秘密南下上海。后来因时间关系，改乘京沪铁路抵达上海，进而履行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一历史使命。
要素之二——发达优越的经济科技。
19世纪中期，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掀起和人们认识世界方式的改变，上海开始吸收、应用国际前沿的发明成果。从煤气、自来水、电灯、电话、电车等城市公共设施，到航行技术、通信技术的引进和投放市场，上海具备了发展大工业的优越投资环境。
上世纪上半叶，上海是国内邮差线的一大中心，邮路可与全国各地相连接；同时是国际中转站，英法美俄日等不少国家在上海均设有邮局，国内的邮差线经上海可以联邮世界各地。
除了信件、物品的邮递，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信息的传递主要靠电报。到19世纪末，上海国际电报可与国内、国际许多地区通报。
四通八达的通信系统，让上海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一个电话、一份电报、一封信函，就可以通知对方坐上汽车、火车、轮船往返，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提供了优越的经济科技条件。
要素之三——相对宽松的政治优势。
19世纪40年代后，随着西方列强在上海“各自为政”，慢慢催生了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态、畸形的政治格局，形成了与北京不同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土壤。
上海是一个具有反帝、反封建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是小刀会起义的所在地和辛亥革命的战略重地。特别是，作为中国现代工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中国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化的发祥地，上海具有强大的政治优势。
1919年前后，上海已经是全国工人人数最多、工人比例最高的城市。据《新青年》调查，这一时期上海有各类工厂2291家、工人共计50万。当时，上海城市人口才200万，工人占了四分之一。同期，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比例不到5%。
出入于上海石库门的陈独秀、俞秀松、李启汉、李中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上海工人阶级的集团性力量，寻找到了充满自信的、行动的无产阶级，进而造就了二者开拓性的结合。
上海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以及大工业的文明特质，不仅赋予工人阶级鲜明的阶级属性，而且成为孕育红色基因的母体，成为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实践来源。
要素之四——先进多元的文化氛围。
上海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本营。中西文化交流不仅带来了物质变更，更重要的是推动了思想的变革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晚清到民国，全国新的出版物，上海要占到75%以上。其中，以新学说、新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书籍比例更高。从洋务思想、维新思想到革命思想，上海都是全国的传播基地、思想高地。
1920年春，陈独秀入住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5月，在此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决定把《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开辟《俄罗斯专栏》；6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8月及11月，先后创办《劳动界》周刊和《共产党》月刊，并利用《民国日报》副刊和《星期评论》等阵地，大量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其间，上海党的发起组还努力着眼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发行工作。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版的。可以说，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加速和推进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创建。
要素之五——时尚多元的社会状况。
近代上海，社会上普遍追求时尚新潮，社会生活相当便利。当时，很多人愿意跑到上海来，除了相对宽松的政治和人文环境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被上海社会生活所吸引，也就是吃穿住行方便舒服，公共场所热闹繁华。
比如，上海当时有很多的咖啡馆，这是城市的公共客厅，方便了陌生人的社交，为建党活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客观条件，也为其他革命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活动平台，革命者在这里交流情报、互通信息、汇报工作、传达指示……
同时，上海还具有海纳百川、华洋杂处的人口特点，使得高鼻梁、凹眼睛的“洋人”能够自由活动，有利于共产国际代表在上海指导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
要素之六——群英荟萃的人口结构。
上海是近代中国人才荟萃之地。五四运动前后，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汇集于上海，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建党活动中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开启了新的人生。
1920年夏，毛泽东在老渔阳里2号多次拜会陈独秀。他后来回忆：“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几乎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家庭条件还算殷实，有知识、有身份，并不是为了个人或家庭生计而参加革命的。他们为了民族利益和国家前途，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舍生忘死为真理而战；他们把救国救民的情愫转化为忠于信念、坚定理想的制高点，力图将中国人民的诉求和愿望引导至革命的轨道。这是他们自觉担当的崇高使命与历史重任。
总之，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代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折中，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孕育和诞生地可谓顺理成章。这是中国共产党初创诞生于斯、成长完善于斯的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选择；与之相呼应，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和初心使命的孕育之地，也是历史的、逻辑的结论。（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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